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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新:《求识录》中再求识——蔡鸿生《读史

原标题: 姚崇新:《求识录》中再求识——蔡鸿生《读史求识录》读后

我经常在讲堂上说,蔡鸿生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学识渊博,具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而且还有十分高超的说话艺术,是以涉猎蔡老师的着作是一种享受,从未感觉翰墨有滞涩之感。蔡老师的作品既妙语连珠、幽默风趣,又切中肯綮。当然,像这样一位充溢睿智的学者,他有关治学履历与措施的叙述,不啻对初学者,对即便像我这样已厕身学界丰年的人也极富教益。是以平日我在讲堂上保举给门生涉猎的蔡老师的着作,除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等经典作品外,更多的是他有关治学履历与措施的论着,诸如《学境》《学理与措施》《仰望陈演恪》《读史求识录》等均逐一推介。当然,我也与门生一路进修,并将进修札记与门生分享。

在蔡老师所有有关措施论的论着中,《读史求识录》(以下简称《求识录》)是最晚出的一种,也是有关措施论的评论争论最为集中的一种,是以值得分外注重。《求识录》内容分上、下辑,上辑由蔡老师给钻研生开设的“学理与措施”课程的授课记录整合而成,核心之义是为了加深门生对“读史求识”的理解;下辑则是与之相关的讲谈和文稿,此中涉及的部分问题的探究具有钻研示范意义。因该书对照“薄”(按:“薄”是蔡老师着作的普遍特征,与现在有些人追求论着的“厚”形成光显比较),便于携带,一度成为我出差时的“机上读物”,是以札记的有些内容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求识录》第一篇开宗明义“历史钻研要以工本钱”。此中蔡老师说:“历史学的功能便是赞助我们知人论世。‘知人’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论世’的‘世’,包括时事和期间。对历史一窍不通,没有间接履历为借鉴,是知不了人,更论不了世的。”(9页)可谓的论,而知人论世的终纵目的是尽可能精确地商量历史真像。

在此我想弥补的是,“历史钻研”与“知人论世”着实也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钻研能赞助我们前进知人论世的能力,另一方面,历史钻研者也必须相识“人情圆滑”,必须“接地气”,也便是说,不具备知人论世能力的人是做不好历史钻研的。后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历史学的熟识论问题。意大年夜利史学家克罗齐觉得,史料本身不会措辞,使史料措辞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或熟识水平,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创造性,所阐释的历史事实也就越深刻;史学家不是被动地吸收史料,而是发挥其主不雅能动性,创造性阐释史料。这与兰克史学的熟识论有根本差别。

蔡鸿生着《读史求识录》,广东人夷易近出版社,2010年

在我看来,史料本身照样能说一部分话的,但更多的话、更深刻的话,必要历史学家替它发声,这主要仰赖于历史学家的熟识水温和主不雅能动性。那么,若何前进历史学家的熟识水温和主不雅能动性呢?从现实社会获取“间接履历”至关紧张。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仍旧要经由过程“现实”这扇窗口来熟识“历史”。从熟识论的角度看,如克罗齐所言,历史因此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以前只有与当前的视域相重应时才能被人所理解。这主要源于这样一个基础事实:从人类思维运动的基础规律来看,今人与前人虽然有不合,但也有相同和不变器械,因而现实与历史始终存在亲昵的联系,现实与历史总有“相重合”的地方。是以,克罗齐觉得统统历史都是现代史,目的并不是强调实用主义的历史不雅,而是在强调熟识历史的基础路径,即必须经由过程当下、经由过程现在来认知历史。是以,我们可以这样觉得,不懂得当下,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熟识以前。而史学家想要经由过程“现实”这扇窗口来熟识“历史”,就必须熟谙“现实”、“知人论世”,即既要相识“知”现实中的“人”,也要会“论”现实中的“世”。

王学典老师说,“历史的洞察力更紧张的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介入程度、深度。一小我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熟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熟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盼望大年夜家不要上‘不食人世炊火’确当……维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钻研者。不懂得人道的繁杂,你若何钻研历史人物?对人道察看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中外人道是相通的,这是历史钻研得以进行的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钻研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道的察看、比对现实的察看更能练习洞察力的了。”(王学典《治学的功力与见识》,《中国钻研生》2009年第8期)王老师是从练习历史洞察力的角度切入的,表达的着实是同样的意思。

在《求识录》“史与思”一篇中,蔡老师谈到论文选题问题,他说:“选题应在学术史中去探求。只有经由过程学术史的回首,才能知道既往钻研遗留的问题,包括没有办理,或熟识不够以至误解的问题。选择这些问题来钻研,才有‘拾遗补缺’之功,不致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昔人的劳动。……现在写学位论文,按规定学术史回首是弗成或缺的,但要留意,是为选题而回首,不是为回首而回首。徒具形式,于事无补。选题来自对学术史的回首,才是有根之学。”(11页)

这段话十分清晰简洁地说明了钻研史回首与论文选题之间关系,现实指示意义异常强,我以为初学者可以奉为圭臬标准标准。从今朝我们系我所在专业的钻研生的学位论文的写作环境看,很多门生搞不清选题与学术史回首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为回首而回首”的环境普遍存在;同时,因为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回首的内容十分枝蔓,不能牢牢环抱自己拟要钻研问题展开回首,因而这样的钻研史回首基础上是无意义的。本人十分赞美蔡老师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如斯清楚,这里独一必要弥补的是,在我看来,由学术史回首进行学术钻研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更紧张的是,它也是学术立异的动身点,同时也是创造新知的动身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确的学术史回首对付学术钻研非常紧张。这一点必须引起在读钻研生的足够注重。

在《求识录》“我们不提倡‘速成’”一篇中,蔡老师谈到了“通”的问题,他说:“各个学科都要防止‘专而不通’的方向,读专门史的人‘作法自毙’。曩昔有人品评牛角尖式的学科分类是‘马尾巴的功能’,然则我们不要画地为牢,不能栽在‘专’上,要有通识的目光。”(80页)

“通识的目光”,这顿时让人想到陈寅恪老师“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看来蔡老师对这一警示切实着实是念念不忘的。陈寅恪的通识不雅,蔡老师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他在“中国学术三名着”这篇中谈练内功时说,所谓“内练”,“用陈老师的观点来讲,便是要有‘通识’。不光是‘识’,而且是‘通识’。所谓‘通识’,要是译成今世观点,大概便是要有‘历史感’,要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不是抽象地、孤登时来讲一件工作。……‘历史感’便是要把‘历史历程化’。”(59页)在蔡老师看来,陈寅恪老师的通识、精思和发覆之功在其名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整个出现(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5页)。

在我看来,这是今朝对陈寅恪通识不雅最透彻的理解。从陈寅恪老师到蔡鸿生老师,“通识”早已成为他们的“共识”。在蔡老师看来,要“具通识”首先要有“通”的意识,这个“通”指专业领域的“贯通”。这涉及到“通识”与“贯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我在《学理与措施的另一种出现》(《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一文中已有所提示,这里还想再重申一下:

“贯通”是“具通识”的条件,“贯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具通识”,不具备“贯通”能力则难以“具通识”;而“具通识”与前进史家的“识见”又是正相关的,只有“具通识”才能前进史家的“识见”。是以,优秀的历史学家每每既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更具有强烈的“识见”意识。“独断之学”是邓广铭老师终身追求的目标,“独断之学”即指史家要有“独到的看法”,史家要有“识见”。他觉得一个学者假如“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年夜学出版社,2010年)那就不够取了,应力争避免。

在《求识录》“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一篇中,蔡老师谈到了“为文”的紧张性,他说:“因为重道轻文……现在一些人写文章或着书,不是没有‘道’,但由于‘文’不可,表达不好,令人难以卒读……本日,有需要适当强调 ‘文’的紧张性。‘道’固然紧张,但‘道’要‘文’来载。”他在《精神临盆的历史履历》一文中再次强调“翰墨”必须“下很功夫”:“从心上到纸上的全部历程,体现为逐层减弱的趋势,即想比说好,说比写好……是以,翰墨表述必须下狠功夫,才有盼望把思维所得的新意挤逼出来。”(蔡鸿生《学境》,喷鼻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页)

事实上,蔡老师切实着实是“为文”的典范,即如前文所说,他的说话艺术十分高超。不止蔡老师如斯,很多前辈学者都十分留意“翰墨功夫”的磨炼。

这相称于“道”与“器”的关系,不能只重“道”而不重“器”,须知“器”是“道”的体现形式,无“器”则无以显“道”。换句话说,“翰墨功夫”不过关终极会影响学术产品的质量。在我看来,学术产品的翰墨表达的基础要求是:准确、严谨、简练。恰是意识到“为文”的紧张性,本人在日常平凡练习门生时也颇把稳于此。实际环境是,写作技术短缺和翰墨表达能力弱是普遍存在于在读钻研生身上的“能力短板”,“行文枝蔓”、“言不达意”、“夹叙夹议”、“七零八落”、“偏题跑题”等环境比比皆是,因而必须引起足够的注重。我的详细做法,一是保举一些翰墨功夫上乘的前辈学者的学术产品让门生涉猎,经由过程涉猎揣摩他们的说话表达技术,并进而让他们试图去仿照,我保举的学者包括宿白、蔡鸿生、张广达、荣新江等;二是跟大年夜家一路分享前辈学者“为文”的履历,如缪钺老师的履历。现将缪老师的履历撮要先容如次,与初学者共勉之!

蔡鸿生

缪钺老师常说,“作文章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是以将学术写作形容为“昏暗经营”。他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赋一》,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可见其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之高。缪老师行文的基滥觞基本则是:简明清畅,要言不烦。犹忌枝蔓冗杂,为此必下“昏暗经营”的工夫。他又说,作文章最考究得体,即在必然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该当说,哪些不该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必要思量,不能信笔乱写。假如思量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便是好文章;假如信笔而写,七零八落,繁简有无都分歧适,便是坏作品。为此他强调,作文之前必然要事先构思好(这段翰墨主要参考了罗志田《要言不烦:缪钺老师论表述》,《读书》2015年第2期)。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相称于我们本日所说的“言不达意”、“书不宣意”,可见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为文者”要办理的重要问题。从“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一句中,我们能感想熏染到前人眼中“为文”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年夜。陆机的说法彷佛有些越过我们的想象,但这切实着实是前人“为文”的立场,也是事实。之以是有些越过我们的想象,说到底,是由于本日我们很多忙于制作“学术产品”的人并没有充分熟识到“文”的紧张性(即没有搞清“文”与“道”或“器”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严重低估“为文”的难度。缪钺老师因对陆机的话有异常深刻的熟识,是以才有“昏暗经营”、“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的感叹,这也恰是他“为文”实践的真实写照。缪钺老师经由过程自己的“为文”实践,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对陆机所言的体认。

对比缪、蔡二位老师的“为文”,可以发明有不少共性,首先,都简明流通、要言不烦;其次,他们的着作都很“薄”。由此看来,“坏作品”各有各的“坏”法,而“好作品”的“好”轨则基础同等。

《求识录》“仰望陈寅恪铜像”一篇,是蔡老师在陈寅恪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致辞,此中第二段话,读之为之动容:“面对着陈寅恪老师的宗师伟业,道德文章,我自知差距伟大年夜,矮了半截,只有仰望又仰望。他生前授课,我坐在门生凳上仰望;他作古多年后,我写《仰望陈寅恪》一书回想;本日在这个典礼上致辞,依然守‘仰望’之旧义,不敢哼‘走近’的时调。不时仰望,彷佛比烧柱喷鼻更能表达对金明馆主人的感念之情。”(95页)

每次读到这一段,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总会潮湿,且如鲠在喉,总想说点儿什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一方面,是蔡老师在固守“师道庄严”之旧义,是一个“学生”向“先师”的最高贵的致敬,这一层意思无须多说;但另一方面,“仰望”一词足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虑。在这篇不够千字的致辞中,“仰望”一词呈现达十次之多,是以“仰望”绝对是这篇翰墨的要义所在。在先师眼前,蔡老师的心迹展露无遗。我们看到的是,博学如蔡老师者,对陈寅恪老师仍始终抱持“仰望”之旧义,从不敢奢谈“走近”的时调。是以我信托,蔡老师说“自知差距伟大年夜,矮了半截”,绝对不是自我谦善,而是肺腑之言,真恰是一位智者的“自知之明”。蔡老师作为真正的智者,此时此刻再次展现出他的【大年夜聪明(601519)、股吧】。是以我觉得,蔡老师对陈寅恪老师的立场可以成为时下一些学者的警觉剂,由于在他们身上缺少的恰是“自知之明”。用普通的话说,便是早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

蔡老师说,“学人更要抑制浮躁,‘浮躁’是学术上的‘稚子病’”(80页)。这句话异常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放学术界这种“稚子病”颇为盛行。蔡老师在别的的场合对“浮躁”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浮躁便是轻浮加暴躁,一浮躁就弗成能扎实……只有‘潜’下去,才能进行踏扎实实的钻研”(蔡鸿生《仰望陈寅恪》,219―220页)。又说,“浮躁是对心灵的践踏和反水……任何短、平、快的登龙术,都与精神临盆的历史履历不关连”(蔡鸿生《精神临盆的历史履历》,《学境》,1页)。看来“浮躁”切实着实是为学者的大年夜忌。在此我还想弥补的是,当放学术界还有另一种病,也很严重,那便是“狂妄症”。他们每每在某个领域小有成就辄“信心爆棚”,以为已“高处不胜寒”,于是“鸢飞戾天”之心日重,把自己当做奇货可居的“奇货”,在学术市场“吊起来卖”,这都是“狂妄症”的详细症候。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着书立说是一件异常艰辛的事情,但在这些学者眼中彷佛不必要那么艰辛。但坦率地说,这些学者靠印刷“等身”的着作而取得的“伟大年夜成绩”,假如与那些“具通识”的前辈学者相对照,其间的差距,套用章炳麟在《东京留门生迎接会演说辞》中的一句话便是,“弗成以道里计”!为什么“弗成以道里计”呢?陈垣老师《致蔡尚思函》中作了回答:“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世。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教材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祛除,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全集》第23册,北京师范大年夜学出版社、安徽大年夜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陈垣老师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由于现如今仍确有不少学者真如其后半句话所说这般操作,其与“具通识”者的差距自然“弗成以道里计”了。“具通识”对人文学科的意义,钱锺书老师归纳得很到位,他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工具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只超过国界,毗连期间,而且贯串着不合的学科。因为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酷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钻研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法子。以是,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不雅上是自得的事,而在客不雅上是不得已的事。”(钱锺书《诗可以怨》,《钱锺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9―130页)存在上述两种病症的人每每意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很轻易把自己的学问从“专家级”自动升格为“通识级”。

当然,这两种病症存在内在联系,是以很多人每每一身患二病。说到底,患这两种病症的人主如果被目下利益和功利心迷掉了心智,即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所言,“功利主义让我们阔别了科学精神”(李艳《功利主义让我们阔别了科学精神》,《科技日报》2018年6月21日),因而忘怀了学问着实是“无底深渊”,不仅“学”无止境,“问”也无止境,因而他们已丢掉对学问必须抱持的“敬畏之心”,必须抱持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立场。看来,不仅人文社科界有人染病,自然科学界也有人病得不轻。

患病或与情况有关,如学者所言,“如今的学术情况,使得学人一味在争夺生计空间,校园政治大年夜行其道,欲以小人之术谋正人之相,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只好横溢斜出,凿空蹈隙”(桑兵《桂子山从学琐记》,原载《近代中国钻研网》,此据《桂子先导》微信"民众,"号,2019年9月)。患病固然与情况有关,但也不能成为自甘腐化的来由。

说其实的,那些“信心爆棚”的学者的学问和识见,跟陈寅恪老师的比拟,真的算不了什么,用“几分之一”来形容,实不为过。“信心爆棚”者与陈寅恪老师之间的差距,可以从陈寅恪的“贯通”能力,“发覆”能力以及“对象”的掌握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对照。陈寅恪老师的“发覆”能力,蔡鸿生老师有透彻的解析(蔡鸿生《发覆的魅力》,《仰望陈寅恪》,66―74页)。何炳棣老师对陈寅恪老师的评价可谓公允之论:“陈寅恪师国学基本之深挚、欧亚古代说话之具有涉猎之能力、中古史实轨制订正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互相分析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年夜学出版社,2005年,322页)何炳棣老师也是当今海内外公认的成绩卓着的史学家。学识渊博若何、蔡二老师者,尚且有如斯清醒的熟识,尚且始终抱守“仰望”之旧义,况我辈乎?!

“陈寅恪”就坐在那里不停默默地凝视着我们,不知那些天天行色促地从他身边走过的“鸢飞戾天者”,何时才会“望峰息心”呢?

李伯重老师说:“我国学者写的学术着作本日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伪装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认为汗颜和伤心。就此而言,我们中国学者其实有愧于我们的期间。”(李伯重《我们在学术上不能碌碌无为》,《外洋汉学钻研》微信"民众,"号,2018年6月)难道这些话还不够以振聋发聩吗?

(本文来自彭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彭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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